解放前曾是中共情報工作高層的神奇 人物潘漢年，遊走於香港、上海、延安之間，他和他的手下，打進日偽和國民黨高層，為共產黨的情報工作作出重大貢獻，解放後官至上海市委書記、常務副市長。 妻子董慧是香港著名商人董仲偉的千金，也積極協助潘做情報工作。但潘漢年郤是解放後第一個最著名的悲劇人物，被毛澤東點名而長期繫獄。最後雙雙枉死，直到1982年才得到“平反昭雪”。
本來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，直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，枉死的何止千萬﹗而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，都可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迫害致死，潘漢年又算得是什麼。但他的寃案，郤是最早的最高法院奉命辦案，一再判刑，終於迫害致死的典型例子。
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曾漢周曾說過﹕“潘漢年這個案子是怎麼回事，誰心裡都明白，但在當年誰也不敢說個不字。我們法院是奉命辦案，有什麼辦法﹗”
潘漢年的寃案
曾漢周後來又多次提及潘漢年案，他說﹕“潘漢年案錯判，教訓是深刻的，值得思考的問題很多。應該讓人們，特別是法院的審判人員知道這個案子為什麼會錯判，這對改進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，實現真正的獨立審判是有益的”。
潘漢年案為什麼會錯判？一句話，就是毛澤東下了“最高指示”。後來江青又加以插手，通過文革中主管公檢法的謝富治把假釋中的潘漢年，又重新抓了起來。
1960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潘漢年15年有期徒刑。並裁定假釋，就是去農場監督改造。
1970年，未經法院審判，只是由“中央專案審查小組“建議判處無期徒刑，終身剝奪政治權利”。經中央批淮，立即執行。1975年又再作出維持原判的決定。
人治凌駕法治
潘漢年案暴露了中國不健全的法治傳統，人治凌駕於法治之上。
如果說解放初期法治不健全是情有可原，如果說在毛澤東當政時期，他的一言堂和絶對權威凌駕於法治之上，那麼，到了今天，法治精神有了進步了嗎？
不可否認，改革開放以來，全國人大通過了幾百部法律，從刑法到民法，從經濟法到社會法，大至港澳特別行政區的〈基本法〉，小至〈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〉，可謂大小俱備，法規齊全。但是有法律是一回事，有法不依，知法犯法，執法枉法等等的事例郤不斷發生。直到最近的法院工作報告，仍然提出存在裁判不公的問題。
法院錯判的事例全世界都會發生，但是中國的法院不能進行獨立審判郤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。最近北京市大興地區法院判處趙連海事件，引起海內外極大反響。有人責怪大興區下級法院錯判，這個影響甚大的為毒奶粉受害者請願的事件，小小的大興法院，能自把自為，作出判刑的決定嗎？
司法機構受制於黨政領導
如果說潘漢年案件是毛澤東一錘定案，這是最高領導人的決定。那麼，到了現在，各級領導人干涉司法獨立郤不是個別的。在我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時，聽到不少司法機構人員的訴苦，說各級法院郤隷屬各級黨委，而且運作經費、工作人員的房子等福利都由政府供給。黨委、政府官員的話你能不聽嗎？案子如果涉及黨委及政府部門的人員或親屬，他們一發話，法官便處於兩難的境地。這還是對正派的司法人員而言。有的同流合污，有意執法枉法的，就更不用說了。
所以，老早就有人建議，各級司法機構，應直屬中央司法部門，經費以及各項福利、都由中央司法部門發放，這樣才能避免了地方黨政機關干涉司法的現象。至於中央的呢，這就不好說了。中央有一位政治局常委主管公檢法。公檢法一把抓，公安排頭，法院排尾，司法的權威如何建立呢。
司法獨立是政改的重要一環
中國要進行政治改革，其中司法獨立應該是一個重點。可惜現在內地把“三權分立”當成洪水猛獸，不僅要“築牢抵禦”，就是討論一下，也已列入禁區。但是中國憲法規定，人民法院“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，不受行政機關、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” 〈憲法第126條〉。而“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”〈憲法第5條〉，這些白紙黑字的規定，難道只是“一紙具文”？
遺憾的是，人治的格局仍然没有改變。過去流行的一句順口溜﹕“法律不如政策，政策不如領導人講話”，今天仍然是現實的政治生態。但是，如果没有司法公正，人們便没有安全感，社會也不能達至和諧。古人祈求出現“包青天”，今人又應該祈求誰呢？